在今天这个真假新闻无从分辨的年代，有必要重温杨德昌一针见血和无比跨时代的《恐怖份子》。他的叙述方式极富后结构主义的精髓，现实与虚构不仅融合、更是彼此勾连互相转化，真的自杀和假的电话遗言并置，两个男人都要从小说里寻找真相。摄影师在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但他本来十分现实主义的媒介却被万分异化，唯一的真相风一吹就几乎要纷纷掉落。最终真相的大锤砸下来，有的人就要逃向想象的圣地，电影的叙事也随即分裂。究竟哪一个是真的？叙事是从谁的角度做出的？我们都无法确定。这种不确定性是电影题目里真正的恐怖元素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庸常生活里最惊悚的东西。